《边城》与《受戒》中“水”意象表征比较分析

发布时间:2022-03-31 10:03:04  点击量:2058

    1939年夏,年仅l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高邮,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,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。在这里,他拜入仰慕已久的沈从文门下。此后,无论是文学风格还是人生理想,沈从文都对汪曾祺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他们同是“京派”代表人物,皆以乡土小说享誉文坛,用纯美的文字营建诗意的“田园”。沈从文描绘的湘西,汪曾祺吟咏的苏北,都成为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归结性意义的地域符号:作为“风俗画家”的沈从文,运笔行云流水,点染清新诗美,于青山绿水间建构起供奉人性的神龛,在古典浪漫的梦境里呈现生命的凄美与悲寞;而汪曾祺并未完全秉承沈从文的审美追求,他更多地以散淡圆融的故事架构、清新隽逸的工笔素描、包容温润的旷达乐观,挖掘着乡土民风中人性的芬芳与诗意原质,涤除凡尘的苦痛,涌动生命的欢歌。于是,我们有幸寻览了沈从文的理想国后,又邂逅到汪曾祺的桃花源。
    1、同构异质的“水”意象表征
    苏珊•朗格认为:“如果要想使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激发人们的美感,它就必须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符号呈现出来,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。”在《边城》与《受戒》里,“水”不仅是审美观照的对象,也是表情达意的意象,负载着作者的创作意图,是作家主体之意的形象载体。水的属性被升华为人格魅力,以“水”承载着对生命运动的体悟,以“水”来作为情感与精神的依托。他们尤其将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与“水”联系起来,因为水之柔,是爱之甜蜜的象征;水之悠长,是爱之天长地久的象征;水之曲折,是爱之好事多磨的象征;水之随物赋形、无拘无柬,是爱之自由的象征。但是,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,这两位执着的恋乡歌者,尽管前后相承,出自同一流脉,却个性鲜明,各呈异彩:沈从文的作品似“清水出芙蓉”,洗尽人间铅华;汪曾祺却在质朴的田园描写中注入山野之趣,如山茶花开,香飘遍野。沈从文虔敬地构筑供奉人性的神龛,用带笑的泪消解梦幻,揭示牧歌情调下命运的无奈与人性的悲哀;汪曾祺则淡然地耕作自己的桃源胜地,逃遁隐逸,用含泪的笑化解生命中的苦涩,赞颂平凡人生中的人伦情感和人性光辉。
    2、《边城》中的“水”意象分析
    《边城》以“水”开篇,其形态是河与溪。“小溪流下去,绕山蛆流,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……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,却依然清澈透明。”可见,沈从文的笔下的“水”纯:争透明,顺其自然而又透露着柔性,孕育着温情与柔美,有着不可言喻的灵性。这河水、溪水就是整篇作品的灵魂,它波澜不惊,清纯至极,蒸馏出人性中最明亮纯净的元素,令人心气随之受到润泽,心境也便平淡如水。
    但《边城》中的“水”又具有双重属性。一方面,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贯穿了《边城》的背景画面;另一方面,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”,水的破坏与净化功能成为作品的又一个命题。小说中,溪水上摆渡老人的女儿吞了冰冷的溪水死去;天保兄弟在船上长大,个个都是泅水的好手,而大老天保却丧生在水中;小说结尾处,一夜风雨过后,“屋旁菜园地已为山水冲乱了……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定的缆绳,也被水淹没了,泊在崖下的渡船,已不见了……白塔业已坍倒”,摆渡的老人也在雷雨将息时死去。“水”的狂暴与破坏是作为抹去现实不平、洗去现实社会矛盾的手段,使世界变得更加透明。因此在这里,“水”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,而是净化现实的手段。
    3、《受戒》中“水”意象分析
    《受戒》里“水”的形态是“湖”。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,三面都是河,这里的“河”实际与湖并无区别。湖通常是平静的,清澈的。在这里,一切都顺乎自然人性,充满了人间烟火:做和尚也不过就是谋生的职业,是当地的习俗。于是和尚也就可以像常人一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,可以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”,可以娶妻生子,和相好的大姑娘小媳妇私奔。做和尚、收鸭毛、打兔子兼偷鸡,这只是一种“生存”方式,无可厚非。这种生存环境给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提供了典型环境;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没有悲壮,只有美,与这种环境分不开。作者正是借此表现健康的人性和美。
    汪曾祺文本中的“水”不仅仅是爱的象征,更多的是自由之爱的背景和见证。所以,“水”意象实际上展现了汪曾祺的乌托邦理想,已经成为塑造健康人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“水”已经成为他许多作品的背景,甚至成为整篇小说不可或缺的内容。《受戒》中的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柔和的水面上。这水上的人与事,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和灵性。明海和小英子在水上相识,之后又在水上相会,爱情随之在小英子的一句“我跟你当老婆,你要不要?”中彻底升华,两个年轻的心结合在一起。本来是受到礼仪限制的不自由的爱情之花,却在水旁自由绽放。小说在结尾处所描写的水中生命,更是那么的楚楚动人,撩人心扉,既渲染了地域风情的优美,更渲染了人物心灵的自由美好。
    “平静”不仅是“水”意象的客体特征,同时也是主体的审美态度。“平静”是汪曾祺向往的境界,他以湖水般平静的眼光关照人世间的一切,除尽火气,除尽感伤之气。他曾说,“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,我是在水边长大的,身目之所接,无非是水。水影响了我的性格,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。”与灵秀明媚的江南水乡相谐,汪曾祺的心灵世界也如水一般和谐、悠远一一故乡美丽的风光和独特的韵味与他的精神气质形成一种“同构”。
    平静的湖水意象也暗合汪曾祺的风度:波澜不惊,温润雅逸。他认为最美的生活方式如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.汪曾祺对民俗风情的兴趣,正是这种“雅逸”的表现。语言上追求笔墨情趣,结构上向往随事曲折,“气韵生动”,这就是汪曾祺力图达到的境界。(《受戒》无论描写风俗、景物、肖像、对话,都以“雅”为旨归。比如写小英子两姐妹:‘‘两个女儿,长得跟软的、滑溜溜的,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红了蒲棒,通红的,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,紫浮萍。长脚蚊子,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(一种水岛),擦着芦穗,扑鲁鲁飞远了……”
    不管是人物肖像还是写意风光,都透着一股文人水墨的清新,也是作家淡泊和谐心境的绝好写照。虽然多用市井俚语、却达到“儒雅”的效果。汪曾棋自己曾说过:“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划,而是和谐。”可见,汪曾祺所追求的其实是人性的美与和谐。水气氤氲的江南水乡是作家心中美梦的栖息所,他的梦由此自然漫散着一股水的润泽。
    综上所述,翠翠是渡船上的女孩、小英子也是;“水”让翠翠只在渡船上生活,小英子却下是。《违城》的“水”牵引了翠翠的命运,承载了众人的喜怒哀乐;《受戒》的“水”却只是、为明子和小英子带来了快乐。从庵赵庄到县城的芦花荡子,是一片遮掩着的水,就是这片水蒲漾出了明子和小英子隐约的爱情一一明子受戒之后,小英子就是在芦花荡予里跟明子表白。把受戒变得更加世俗。
    与《边蛾》里实实在在的溪水不同,《受戒》里更多的是“水气”而不是流动着的水。水气盎然,所以小英子一家人都那样漂亮;水意蒙蒙,所以芦花荡里多“是非”。《受戒》里的“水”是轻快而不显的,可以作为独立的景致来愉悦人的身心;而《边城》里的“水”则是一半流入了茶峒人的血脉里,所以“水”在《边城》中更沉重,而在《受戒》中水气更轻灵。
  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乡土大师,沈从文以一颗“执拗”的“乡下人”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、对都市的逃离,持守孤绝。他用散逸着乡土芬芳的文字寄寓自己深挚的乡思乡情,用古老的湘西的幻梦抚慰自己疲惫的心灵。在空灵自然而诗意朦胧的田园牧歌中,他用命运的美与悲叩击人们的内心。同是诗性乡土大师的汪曾祺则植根于“小桥流水”的故乡,悠然淡雅,平和温润,“潇洒自然,自有法度”,“文求雅洁,如春初新韭,秋来晚菘”。他不倦地咏唱着乡村社会里美的人情人性,营构着充满真和善的理想境界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绚烂之极归于平淡。
    于是我们逐渐明晰,沈从文抵达了生命价值的源头,在纯美理想的召唤下,却勇敢直视着生命的冷寂。汪曾祺则取消了终极追问,用仁者之心编织温热的梦来净化人心,以弥补现世的残缺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 副院长  赵长珂  烹饪学院 供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