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夏，年仅l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高邮，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，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。在这里，他拜入仰慕已久的沈从文门下。此后，无论是文学风格还是人生理想，沈从文都对汪曾祺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他们同是“京派”代表人物，皆以乡土小说享誉文坛，用纯美的文字营建诗意的“田园”。沈从文描绘的湘西，汪曾祺吟咏的苏北，都成为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归结性意义的地域符号：作为“风俗画家”的沈从文，运笔行云流水，点染清新诗美，于青山绿水间建构起供奉人性的神龛，在古典浪漫的梦境里呈现生命的凄美与悲寞；而汪曾祺并未完全秉承沈从文的审美追求，他更多地以散淡圆融的故事架构、清新隽逸的工笔素描、包容温润的旷达乐观，挖掘着乡土民风中人性的芬芳与诗意原质，涤除凡尘的苦痛，涌动生命的欢歌。于是，我们有幸寻览了沈从文的理想国后，又邂逅到汪曾祺的桃花源。
    1、同构异质的“水”意象表征
    苏珊•朗格认为：“如果要想使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激发人们的美感，它就必须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符号呈现出来，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。”在《边城》与《受戒》里，“水”不仅是审美观照的对象，也是表情达意的意象，负载着作者的创作意图，是作家主体之意的形象载体。水的属性被升华为人格魅力，以“水”承载着对生命运动的体悟，以“水”来作为情感与精神的依托。他们尤其将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与“水”联系起来，因为水之柔，是爱之甜蜜的象征；水之悠长，是爱之天长地久的象征；水之曲折，是爱之好事多磨的象征；水之随物赋形、无拘无柬，是爱之自由的象征。但是，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这两位执着的恋乡歌者，尽管前后相承，出自同一流脉，却个性鲜明，各呈异彩：沈从文的作品似“清水出芙蓉”，洗尽人间铅华；汪曾祺却在质朴的田园描写中注入山野之趣，如山茶花开，香飘遍野。沈从文虔敬地构筑供奉人性的神龛，用带笑的泪消解梦幻，揭示牧歌情调下命运的无奈与人性的悲哀；汪曾祺则淡然地耕作自己的桃源胜地，逃遁隐逸，用含泪的笑化解生命中的苦涩，赞颂平凡人生中的人伦情感和人性光辉。
    2、《边城》中的“水”意象分析
    《边城》以“水”开篇，其形态是河与溪。“小溪流下去，绕山蛆流，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……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，却依然清澈透明。”可见，沈从文的笔下的“水”纯：争透明，顺其自然而又透露着柔性，孕育着温情与柔美，有着不可言喻的灵性。这河水、溪水就是整篇作品的灵魂，它波澜不惊，清纯至极，蒸馏出人性中最明亮纯净的元素，令人心气随之受到润泽，心境也便平淡如水。
    但《边城》中的“水”又具有双重属性。一方面，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贯穿了《边城》的背景画面；另一方面，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”，水的破坏与净化功能成为作品的又一个命题。小说中，溪水上摆渡老人的女儿吞了冰冷的溪水死去；天保兄弟在船上长大，个个都是泅水的好手，而大老天保却丧生在水中；小说结尾处，一夜风雨过后，“屋旁菜园地已为山水冲乱了……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定的缆绳，也被水淹没了，泊在崖下的渡船，已不见了……白塔业已坍倒”，摆渡的老人也在雷雨将息时死去。“水”的狂暴与破坏是作为抹去现实不平、洗去现实社会矛盾的手段，使世界变得更加透明。因此在这里，“水”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，而是净化现实的手段。
    3、《受戒》中“水”意象分析
    《受戒》里“水”的形态是“湖”。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，三面都是河，这里的“河”实际与湖并无区别。湖通常是平静的，清澈的。在这里，一切都顺乎自然人性，充满了人间烟火：做和尚也不过就是谋生的职业，是当地的习俗。于是和尚也就可以像常人一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，可以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，可以娶妻生子，和相好的大姑娘小媳妇私奔。做和尚、收鸭毛、打兔子兼偷鸡，这只是一种“生存”方式，无可厚非。这种生存环境给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提供了典型环境；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没有悲壮，只有美，与这种环境分不开。作者正是借此表现健康的人性和美。
    汪曾祺文本中的“水”不仅仅是爱的象征，更多的是自由之爱的背景和见证。所以，“水”意象实际上展现了汪曾祺的乌托邦理想，已经成为塑造健康人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水”已经成为他许多作品的背景，甚至成为整篇小说不可或缺的内容。《受戒》中的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柔和的水面上。这水上的人与事，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和灵性。明海和小英子在水上相识，之后又在水上相会，爱情随之在小英子的一句“我跟你当老婆，你要不要?”中彻底升华，两个年轻的心结合在一起。本来是受到礼仪限制的不自由的爱情之花，却在水旁自由绽放。小说在结尾处所描写的水中生命，更是那么的楚楚动人，撩人心扉，既渲染了地域风情的优美，更渲染了人物心灵的自由美好。
    “平静”不仅是“水”意象的客体特征，同时也是主体的审美态度。“平静”是汪曾祺向往的境界，他以湖水般平静的眼光关照人世间的一切，除尽火气，除尽感伤之气。他曾说，“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，我是在水边长大的，身目之所接，无非是水。水影响了我的性格，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。”与灵秀明媚的江南水乡相谐，汪曾祺的心灵世界也如水一般和谐、悠远一一故乡美丽的风光和独特的韵味与他的精神气质形成一种“同构”。
    平静的湖水意象也暗合汪曾祺的风度：波澜不惊，温润雅逸。他认为最美的生活方式如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．汪曾祺对民俗风情的兴趣，正是这种“雅逸”的表现。语言上追求笔墨情趣，结构上向往随事曲折，“气韵生动”，这就是汪曾祺力图达到的境界。(《受戒》无论描写风俗、景物、肖像、对话，都以“雅”为旨归。比如写小英子两姐妹：‘‘两个女儿，长得跟软的、滑溜溜的，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红了蒲棒，通红的，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，紫浮萍。长脚蚊子，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(一种水岛），擦着芦穗，扑鲁鲁飞远了……”
    不管是人物肖像还是写意风光，都透着一股文人水墨的清新，也是作家淡泊和谐心境的绝好写照。虽然多用市井俚语、却达到“儒雅”的效果。汪曾棋自己曾说过：“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划，而是和谐。”可见，汪曾祺所追求的其实是人性的美与和谐。水气氤氲的江南水乡是作家心中美梦的栖息所，他的梦由此自然漫散着一股水的润泽。
    综上所述，翠翠是渡船上的女孩、小英子也是；“水”让翠翠只在渡船上生活，小英子却下是。《违城》的“水”牵引了翠翠的命运，承载了众人的喜怒哀乐；《受戒》的“水”却只是、为明子和小英子带来了快乐。从庵赵庄到县城的芦花荡子，是一片遮掩着的水，就是这片水蒲漾出了明子和小英子隐约的爱情一一明子受戒之后，小英子就是在芦花荡予里跟明子表白。把受戒变得更加世俗。
    与《边蛾》里实实在在的溪水不同，《受戒》里更多的是“水气”而不是流动着的水。水气盎然，所以小英子一家人都那样漂亮；水意蒙蒙，所以芦花荡里多“是非”。《受戒》里的“水”是轻快而不显的，可以作为独立的景致来愉悦人的身心；而《边城》里的“水”则是一半流入了茶峒人的血脉里，所以“水”在《边城》中更沉重，而在《受戒》中水气更轻灵。
  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乡土大师，沈从文以一颗“执拗”的“乡下人”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、对都市的逃离，持守孤绝。他用散逸着乡土芬芳的文字寄寓自己深挚的乡思乡情，用古老的湘西的幻梦抚慰自己疲惫的心灵。在空灵自然而诗意朦胧的田园牧歌中，他用命运的美与悲叩击人们的内心。同是诗性乡土大师的汪曾祺则植根于“小桥流水”的故乡，悠然淡雅，平和温润，“潇洒自然，自有法度”，“文求雅洁，如春初新韭，秋来晚菘”。他不倦地咏唱着乡村社会里美的人情人性，营构着充满真和善的理想境界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。
    于是我们逐渐明晰，沈从文抵达了生命价值的源头，在纯美理想的召唤下，却勇敢直视着生命的冷寂。汪曾祺则取消了终极追问，用仁者之心编织温热的梦来净化人心，以弥补现世的残缺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 副院长  赵长珂  烹饪学院 供稿